2018年中短篇小说：一次长谈与小说家的三种能力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一次长谈与小说家的三种能力
文 | 聂梦
大约在200年前，华兹华斯这样概括诗人所应具有的能力：观察和描绘的能力、强烈的感受能力、沉思的能力、想象和幻想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那时，小说正在兴起，小说相对于韵文体叙事文的优势还未能充分施展开来。因此，华兹华斯对诗人的要求，更像是几则带有普遍性的描述，适用于文学创作的诸多门类。今天，在更复杂的情节形式、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等领域里，小说家们已经完成了无数轮革命性的深耕，但从根本的能力要求上看，华兹华斯的路径描述，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依然能够提供参考。具体到2018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果暂时放下对不同题材、不同形式、不同渠道上各美其美的整理爬梳，将众多流动的身影重叠为一个，将音调各异的段落小节合并为一章，或许，这一年来林林总总的文学叙事，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精简为一次小说家面对阅读者充分调动个人才华的恳切的长谈。长谈以“人”为主题，在论及人是怎样的，人何以至此，以及人还可以怎样的过程中，小说家从共情、沉思和想象的向度上，展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能力。
共情的能力事实上，当“人”作为主题被确定下来时，就已经标识出这一年中短篇写作异于以往的重要特征。通常认为，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并非中短篇小说的首要任务。小说家们倾向于在万字计的篇幅里，求索迷宫、微妙的情绪、转瞬即逝的偶然，编辑人类伟大进程阐释的注脚，锤炼剪裁功夫甚至玩赏语言的游戏，但具体到一次长谈中，情况却变得不大一样了：如若忽略人的因素，一味强调故事或瞬间感受，长谈之长恐怕难以为继。此外，既然是谈，小说家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的表达充满魅力，将对方牢牢地吸附在椅子上，并时刻保有回应的冲动。这对长谈发起者敏锐的感受力、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开阔自由的灵魂都提出了考验，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共情能力的考验。在2018年的中短篇写作中，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留了下来，他们没有随着故事的结束淡出，或者干脆直接被抛到长篇小说的院墙内。小说家们在有限的时空里，耐下心来与笔下的人物共情，并让阅读者一并拥有投射的机会，与人物的经历、情感、思维、人格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乎人本身的共情的努力，超出了对文体规则的探讨，也超出了人物之于故事的某次胜利，它所指明并彰显的，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写作伦理和文学观念——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角逐，无论现实还是浪漫，讲述还是展示，人的样子、人的重要性，始终应当保持在一个更优先的级别上。文学首先是人学，人的要素，才是文学作品的硬核。
如果说在《李海叔叔》之后，还有哪些形象能够作为尹学芸写作实力的例证，《天堂向左》中的千叶可以算作一个。热情、善良，狡黠、任性，生活善待她时，整个世界在她面前都没有屏障，沉到谷底，又爆发出飞蛾扑火般的孤注一掷。这一次，尹学芸没有沿用《李海叔叔》言无不尽的写法，而是让千叶周围的几个人物也各具微妙之处。作者在简单的人物关系中间构建起片面的正义性：当每个人都代表一种伦理力量，并在相持中形成无可避免的矛盾时，人物性格才具备了持续生长的土壤，命运的埋伏也才能见出层次和起伏。班宇的《逍遥游》同样贡献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想去环抱却虚弱无力。作者对生存死亡交界处的人生以及心底暗存希望的生命状态倾注了极大耐心，于共情中带给阅读者多个层面的震颤。班宇对于女性心理有着精微的把握，手中握满细节，一路认真铺设，最终让小说在结尾处沸腾。生活的艰辛，在保洁员拉丽（陶丽群《白》）身上亦有回响。一个身患白化病的自闭症孩子，为拉丽与画家的爱情画上句号，也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谎言。陶丽群满怀同情和善意地描述主人公痛苦粗暴以及女儿冰冷情状的同时，也写出了在与生活争夺爱的能力的过程中，人的艰难与韧性。
面对钝痛，有人选择宣泄，自然也就有人选择沉默，迟子建写《候鸟的勇敢》写到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相好后求报应、求神灵的审判时，大概就是沉默的。一个痴痴傻傻，一个身在佛门，两个原本隔山隔水的人，在清醒中动情，情动后又看不到前路在何方。“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标”，这种无可皈依之感，让人唏嘘动容。艾玛《夹叉》里的金文玲也是这样一个沉默者，她埋头伺候手中的花木，任凭医务兵“装殓组”的经历、战争留下的自认为不配享受活着好处的负罪感、以及她自己，始终待在那个炸聋她一只耳朵的弹坑里。艾玛不动声色地让对谈者看到，理想主义式的执拗如何在回忆和生活的“夹叉”中被磨掉光亮。
小花旦（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也沉默，他的绰号里装满了众人的异样眼光，但他自有一套应对磨损的方式：珍惜并释放天性，以新的自我不断转场，在旧地界闪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闪着复古的光。王占黑的共情能力显示出强大的延展性，方言入文，以稳健的笔力，绕开猎奇、粗糙的现实主义、虚假的底层等年轻写作者容易跌入的陷阱，从个人生活史，到个别少数族群生存状况，再到城市的文化变迁，将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拉伸至新的空间。李军亮（手指《问李军亮好》）也执著于用自己的方式开垦生活，比如喋喋不休，让人既心酸又好笑的炫耀，诚意十足的劝诫等等，他的世界虽然可怜但却自给自足，因此萌生出一种简单、活泼且耐人寻味的调子。
朱山坡在《深山来客》里描写病苦中的夫妻之情，撑着小船，从鹿山千辛万苦来到蛋镇，只为让妻子再多看一场电影。小说中，电影既指代爱情，又作为艰难生活中的理想和浪漫质素被铭记。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茉莉，天真地以为拥有姿色并对浪漫抱以幻想，就能够跑赢时间，但在张楚看来，时间终会让茉莉们的奔跑变成“苦熬”。三三的《暴雨如注》短小醇熟，男女间心绪复杂的试探进退被处理得火候刚刚好。刘丽朵《我们的丈夫》以现代人的感情和婚姻问题为叙述对象，作者将丈夫的问题从“你”延伸至“我们”，关于问题的喟叹因而带有了普遍性。张天翼《地之血》面对的是女儿融入母亲再婚家庭的重重困难，血寓意着女儿与母亲之间最深刻的关联，也见证了一个面对面、一步步倒退着走远的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象在这一年走进我们的视野。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一如既往地被藏地风俗和悲悯情怀所覆盖，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将有关阿姆的讲述，寓于人性观照和由信仰而生的神性光辉之中，结局处棒喝式的陡转提示人们，红尘世界里不缺乏慈悲，只是我们的眼睛被愚痴蒙住了而已。除去阿姆，陈再见《法留》中心有所动的小尼姑，须一瓜《甜蜜点》里因凶杀案而相遇的警察与少女，李查德《垫脚箱》、赵挺《青年旅馆》、魏思孝《一份青年作家调查报告》中的迷惘青年等，也分别在各自的面向上丰富了2018年的文学肖像。
杨红《捉马笔记》通过少女视角的回忆复活一座居于城镇边缘的村落，折射风物人情和时世变迁。作者采用散文的笔法，把对人性的体悟和关怀藏进细节里，细腻却不晕染，至性至情又处处留白，人物、故事因晋东南方言的滋养而鲜活水亮，整个村庄也因此具备了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力。《九重葛》下，郭爽辑录着身边转瞬即逝但又能够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面孔，情感，散碎的笑声，错漏的记忆。在新事物与衰颓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指向永恒。两个从童年深处走出的女孩，顺着层层交错的藤蔓，牵出两个相识多年的家庭，也牵出那些逝去的时光，牵出岁月的变幻与悠长。
沉思的能力此处的沉思，约等于华兹华斯“强烈的感受能力”和“沉思的能力”之和，指小说家不被眼前的事物所感动，表达并非直接来自外界刺激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一种主动的过滤的能力。它帮助小说家的目光从一己之经验中超拔出来，既看到具体的人，也看到问题中的人、事件中的人，它让关于人的谈论在个体和群体之间流通，挂起浩大强悍的生存真实与精神难局的背景布，它敦促写作者时刻保持警觉，在灵感撞击之下于某个狭窄视阈里获得的经验价值始终有限，只有当人同与人相关联的环境（历史、现实、社会、阶层等）建立起密切联系时，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综合性中试着回答人何以至此的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担负着调节甚至改变着长谈节奏的重任。如果说共情阶段，小说家追求的是共振，那么，到了沉思的阶段，更为理想的效果恐怕就变成了停顿、内心一怔，甚至是不同形式的较量——小说家同阅读者、小说家内部、小说家与自我之间展开残酷的竞技，看看谁想得更深远，谁更能抵御思想之重之苦。
首先一个话题是历史·现实·人心。徐皓峰的《弥勒，弥赛亚》是2018年中短篇写作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小说的局面包含了两重巧：第一重巧，巧在写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边缘人”的角力，不同国籍、享有各自特权的犹太人，一路流亡至此的骡子营村民，硬土区的安徽、河南富豪构成了小说中交锋的主要力量，史实、宗教信仰、民间生存逻辑等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情势下碰撞出旧我崩坏、新我难成的痛；第二重巧，巧在如此复杂、难以尽述的局面中，作者将着力点放在一个“不靠语言而活”的人身上，刻骨铭心不能折现成话，反而道出了会说者嘴里听不到的别样悲喜。从行文来看，全文3万余字，字字俭省，似在试探依托语言存活的文明，在语言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延绵。作者自述，不在小说中完成思想总结，但小说起笔信仰，落笔于人心足矣构成人间，其间的认知与判断已然自见。莫言的《等待摩西》看似事关信仰，实质上讨论的恐怕仍是个体与历史、现实之间失衡的互动关系。整个文本以“竹节”样态示人，“我”的几次返乡，柳卫东的几番更名以及两人各自的人生起落，被时代更迭中大的历史节点分隔开来，莫言老练地将离乡——回乡、等待（戈多）、编年记事、文本嵌套等手法融入到拔节过程中，临至结尾一刀砍断，“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留下观者面对毛茬，笑谈这杆竹子原本要长多高。古琴大师曾先生（斯继东《禁指》）也似从历史中来，深居老宅，终日抚琴写字，拒世俗于门外心外。曾先生却不古板，他尊重并珍惜操嫂带来的鲜活经验，不为名实礼数所累，名士风流之外，自有一套素朴自然、四时流转的生活逻辑。曾先生与操嫂的结合是小说的主线，但如题所述，禁指二字道出了小说的另外一层蕴含，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这一旨归同深具江南情致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趣结合在一起，加深了小说的诗性和升腾能力。城乡对照是文学创作常见的主题，陈应松在《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中找到了一种对话式的叙事语调，他用漫画的笔法写城市人的猎奇矫情，用老实的语言写村里人的悲凉和狡黠，夸张与白描相遇，喧腾中透着悲凉，令整个小说余韵悠长。《楼顶上的下士》延续了王凯的军营日常谱系，这个作品的特殊之处不在于用扎实的笔触，写活了有能力的指导员和有个性的下士两个形象，而在于在既有限度之下，用心地探讨自由与纪律、变量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这让小说跳出了军旅文学的范畴，在一般文学的意义上获得了更多的可阐释性。此外，盛可以富有寓言形式与哲学考量的《偶发艺术》，周洁茹始终无法成型的自带荒谬感的《读书会》，顾湘《炖牛肉》里目睹租屋遭遇火灾时漫不经心、调侃式的心理活动与人际关系中“无胜于有”的念头，陈思安《活食》中为接受蛇活食乳鼠所置换的、人换一种活法厌倦套路渴望被世界淘汰的复杂心理，凌岚用来对抗并释怀新移民初到异地陌生感的危险的《离岸流》，樊建军《索他旅馆》中人的境遇的奇妙关联以及不被世俗理解的理想主义的执念等，均从不同角度拆解、剖析着现代人的心灵体验。
面对被裹挟的人们，小说家该如何抒情，在这一问题上，袁凌和班宇各自给出了回答，并在文本层面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世界》是袁凌的首部中篇小说集，用沉静、细腻的笔法再现生活肌理，凝视贫苦者的生存，描绘人世间厚实的苦与拙。关于抒情问题，袁凌表示：“当你面对真实，是容不得抒情和发泄的，你需要内心的力量把它接应下来，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以继续理解别人。”这一点，班宇大约也是认同的，不然他不会在短篇小说中彻底放弃从高潮前夕写起的做法，转而尽量延宕高潮，抑制爆发，最终获得一种力的对抗。他在小说中有意探索一种浪漫的现实主义抒情方式，在冰冷现实之上铺陈暖意，在生命的硬与软之间来回协调，让彷徨、伤痛、苦难乃至荒诞，都带上婉曲和热闹的一面。这既是班宇独特的抒情方式，也是他文学观念的一种传达。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去五里河》更能凸显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在文学表达方面所做的尝试与努力。一座没落的工业城市，人们把生活信念寄托在一个足球队身上。这其中混合了妥协、同情、扶助、悲悯，还有若有若无的梦想。班宇准确地捕捉住这个时代复杂的气息，并赋予其希望，在《去五里河》里，我们可以窥见踏踏实实的洞见与爱。
还有一个沉思的话题是自我。如果仅从题材上区分，《基本美》大致也可以归入青春迷惘系列，但周嘉宁的写作优长就在于，能够将一直伴随写作者多年的难以言喻的迷惘心绪有力地表现出来，赋予其语言和形式。小说《基本美》即具有不断自我发问、在实践中自我回答并不断修正答案的勇气和能力。小说记录了来自大陆小城青年致远和香港青年洲之间的友谊，所谓双城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隔阂并没有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关注的是，重要历史时段如何与青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建立联系。小说中的青年并没有因为迷惘而走上叛逆放纵的道路，他们保持着热情和智识上的清醒，在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他们尝试着严肃地靠近历史，理解历史，参与历史，在现实和由过往现实所构成的历史中不断挖掘自己认可的部分，通过与同行者的交流对照，实现自我反思。这种努力，使得青春迷惘挣脱了飘浮在半空中的自我怜悯自我同情的轨道，获得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落脚点，并为自我成长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蔡东在《照夜白》中论证了自我打捞的重要性。作为职业说话人的教师谢梦锦某一天突然厌倦了程式化的生活与日常表演，萌生出与生活的既定秩序断交的决心，她从假装失声开始，渐渐发展为享受有意的沉默所带来的乐趣。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段主人公由试探到放纵的自说自话。蔡东以极个人、极放松的方式，写出了落在实处的现代人的精神诉求，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本来的样子，尤为可圈可点。
想象的能力既然是长谈，总有陷入疲惫或者为思维惯性俘获的时候。每到这时，想象力便出来救场。文学需要依靠想象的力量来彰显自身的独特魅力。当历史、杂谈、词典或报告，各种性情、各种民族、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用各种文字缩写的书全拥挤在架子上时，想象的力量帮助文学脱颖而出，以更新的思路、更加有意思的方式，赋予阅读者以更深刻、更广泛的乐趣。它牵引着我们对文学永不尽兴，对无限性有所认知，同时也对创造性的读者提出要求。双雪涛在《女儿》中想象了一个文本中的文本，一场小说家之间、真实与幻觉之间的较量，较量中间包含着多重期待。大头马《赛洛西宾25》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都是小说家在长谈中充分调动想象力的有趣表现。
危险感是关涉想象的长谈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就像卡佛所描述的那样，小说家必须让阅读者感觉到什么在迫近，在不断逼来。沈大成的小说就具备这样的危险气质。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收入作者诡谲却又合理的15篇小说，描绘了身上带有遗憾状态的、忙于隐藏秘密、脱离现实并用心生存的形形色色的人。《分裂前》是其中格外出色的一篇。沈大成在小说里想象了一个分裂国，因为染色体问题，人们无法实现有性繁殖，新生命需要依靠老生命分裂完成。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每次分裂新生命均分老生命的年龄。小说家的一次小小建模，一瞬间将真实世界中所有悬置的、虚幻的、可以想见但并不一定具备讨论基础的问题，无比真实地推到了人们面前：同意分裂，意味着主动选择死亡。死亡变成了可商讨的，有确切时间、但又支持随意更改并可以被充分准备的事情。那么，一个有独立思想、意识和情感的人要如何准备死亡？分裂者和新生人两不相干，当一个人有权决定他人的生命起点时，他将如何割舍自己成全他人？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办，约定好未来的某一天同时分裂，还是各自打算，个人意志和感情哪个排名更靠前？上述种种，仿佛一张密实到难以透光的网，覆盖在人物和阅读者的身上，令人呼吸困难。沈大成设置了无数种可能，让危机感以无数种方式向你逼近，而她只选取其中最具包孕性的一刻来写。《分裂前》的主角是一位从未更改过分裂时间的女性。小说对准她48岁生日前夕的那一小段时间，她的准备、安排，如何度过生日派对，和一对一陪伴的客户专员的简短聊天，仅此而已。所谓复杂性，往往就寓于这样的简短之中。沈大成对她的理想读者说，这位女士“以前爱读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最近放弃了，在图书馆，她不做研究地从书架上取走一些短篇小说集”，那么《屡次想起的人》或许也在其中。
谈到想象，总绕不开科幻。小说家们通过这种文学形式表达着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看法和信念。科幻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理念和观念层面的革新参与到传统小说家的创作中，科幻式的表现方法和想象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所采用。2018年的中短篇科幻并没有给人留下惊险刺激的印象，小说家们以相对温和的软科幻方式，着陆在现实与未来的临界点上。阿缺的《彼岸花》中，在一个行动自如，拥有正常意识、还不错的理性思维以及有趣的灵魂的丧尸肩头，某天长出了一朵花。一组富有意味的对照在这一刻形成，残破的变异的身体孕育出异质的新生命，被正义抛弃的岌岌可危的覆灭者决心守护一朵花并等待它绽放结果。阿缺在小说中营造出的残酷颓败又坚韧的美感，令人久久不能释怀。梁清散《济南的风筝》更像是一个幻想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体，主人公“我”以1910年山东济南北部的连续爆炸案为入口，几经周折挖出了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机械制造奇闻。这里的主题，不仅仅包括依托超群想象力而进行的艰难的科学索隐，也包括对不同世界观在不同科学家身上如何推演的深刻反思。陈楸帆《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最具实感，小说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讨论科技如何改变人类自然生育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语境，在技术、伦理、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助力下，小说家让对谈者意识到，人类的未来竟然如此扑朔迷离。“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仿佛一道苦笑着的讽喻，这一刻的快乐不够笃定，下一刻人的样子更是无从预知。
事实上，将一整年的中短篇创作，缩减为一场关于“人”的长谈，本身就是一次想象中的冒险。分散地看待一部部作品，仔细探讨哪个更出色，哪个还有提升的空间，并从中提炼出不同小说家的创作特色，这固然有意义，但假设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合并、被视为一体的可能，或许也会帮助我们获得某些新的发现。比如在这场长谈中，我们注意到，小说家动用共情、沉思、想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私人经验的束缚，将凝视的目光对准了“人”。他们塑造了多个鲜活的形象，积极建立起个体与群体，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对带有普遍性的人的精神难局，以及整个人类的现状、未来加以注目。小说家邀请他的理想读者一道，努力认识和发现文学，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正在被文学认识和发现。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2月20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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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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